认真负责地看病，把病人当亲人
问：王教授您好，请问最初是什么原因让您走上学医的道路？
王曼：我年出生在浙江嘉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毕业于复旦大学外语系，任杭州女子职业学校外文教师。母亲就读于师范学校，并任该校女工教师。一家人生活得非常安逸幸福。少女时期的王曼
年，抗日战争开始，在惊慌中，父亲因病去世。随后，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二人一路逃难来到丽水碧湖。进入战争时期的临时联合中学读书。后来，母亲又不幸患病，在父亲离世的三年后，母亲也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在人世的最后那段时日，小小年纪的我一边照顾母亲一边读书。那时候每天能不能吃饱饭都是难题，更别提求医问药了。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病一天天加重，忍受痛苦，我却什么办法也没有。母亲去世后，我就彻底变成了孤儿。当时心里就产生了学医的想法，我要读书，我要做医生，学会治病！
问：上世纪五十年代，您从医学院毕业后，恰好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您响应国家号召上前线支援，当时的情况如何？
王曼：年的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紧急赴朝助战。当时战争前线经常是低于零下40度，缺少御寒衣物，不少志愿军年轻战士的手脚被严重冻伤；随着战事的推进，前线的伤病员越来越多，医务人员严重缺乏，伤员救助成了大问题。我毅然报名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医疗队，投身于抗美援朝中。抗美援朝第二医疗队合影(前排左一为王曼)
当时我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的，所以临出发前几天，特意找到当时也在杭州的哥哥，与他留下了一张合影，想着要给家里人留下张遗照。
但是，出乎意料，我们的手术队分三小队，当时是坐火车去的，开到嘉兴时，停车叫第二小队下车，到达山东兖州时，我所在的第二小队全员被留了下来，我是妇科医生，参加了外科手术队。我们被安排在了兖州的第15医院，为从前线护送回来的大批伤员进行截肢等伤病处理。当时医疗队里，由于我是妇产科医生，多做麻醉及管理病区等工作。在救死扶伤的同时，还要千方百计争取时间，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为当时部队的医务人员讲授全部妇产科课程，提高他们的妇产科专业水平，使大家普遍掌握了处理产科常规情况的知识。
王曼抗美援朝中立三等功
问：从贵阳医学院的求学经历，对您有着怎样的影响？王曼：我在贵阳医学院念书的时候，学校严格要求，认真教育，要求对病人要绝对负责。当时李宗恩是我们的校长，李瑞麟、王季午、燕淑昭都是我的老师，当时的贵阳医学院的主要老师都是北京协和的，学校在教学、培养人才上继承了协和的许多传统，例如强调能力培养，而非死啃书本；强调基本工培养，未来发展才能厚积薄发；强调科学严谨，养成认真求实的习性，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在参与解决实际问题中成长、培养创新意识。年王曼的毕业照
我们在贵阳念书的时候，到四年级的时候，课间时间一面上课，一面到病房里去看病人，开始接触病人，做见习医生。一二三年级上理论课，到六年级，我们课程上完，医院轮转，做实习医生管理病人。老师要求极为严格，病人进院，不管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半夜2点或是早上5点，医院，你马上要询问并整理好病史，做好三大常规，小便、大便、血，都自己做，那时不是化验员做，自己操作做好。然后早晨上级医生来查房时，你要背出来，报告病史，这个病人什么情况，三大常规报告出来，然后上级医生根据情况来分析，再来给你指点。医院的化验室通常到凌晨两三点钟灯还是亮着的，我们实习医生都去那里，都在那边操作。因为半夜里来病人，为了第二天查房时候能出三大常规。我记得有一次，有个病人在快查房之前来的，病史报告以后，三大常规没有做好，上级医生就问我了：血常规呢？小便、大便常规呢？我说还没做，他就批评我说你应该早点做，诊断需要，印象深刻。
我管的病人，比方是说我管五六个病人，在查房之前，他们的病史我都看过，都背熟；然后查房的时候，病历在上级医生的手里，我们是背出来的，所以是很严格的。对病人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
问：您为什么选择做妇产科医生？王曼：我们那个时候是可以自由选择专业的，妇产科兼具外科、内科的综合特点，妇产科医生既需要外科手术医生的灵巧，也需要内科医生的细腻，所以我毫不犹豫就选了妇产科。问：您是如何与浙江省妇幼保健院（浙江大学医院）结缘的？王曼：我是年夏毕业的。读书的时候特别想家，我在贵医的老师王季午、燕淑昭在杭州的浙大办起了医学院，我就写信给燕淑昭老师，请她推荐我进入浙大医学院妇产科。就这样回到了杭州，进入了当时的浙江大医院（医院前身）任助教兼助理住院医师。医院前留影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踏上了医教研结合的道路。后来，因全国院系调整，浙大医学院妇产科并入浙江省妇幼保健院（即现在的浙江大学医院），我也来到省妇保院工作，医院治病救人，还要在医学院教书育人。妇保院的教学工作就因浙大医学院妇产科并入而开始规范起来的。
年，我第一次进行妇产科大班授课，在我的前辈燕淑昭、刘天香老师的培育下，我长期担任着妇产科学教研室副主任职务，先后主持制定和完善了妇产科学教育教学的各种规则、制度和各级医师培养计划，培养各级医师按部就班晋升。文革后我也是全国首批研究生导师。
王曼在授课中
问：都说“严师出高徒”，作为文革后首批研究生导师，您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在学生心目中，您算是“严师”吗？王曼：不逼不出人才。我对学生要求很高，都称我是“认真的王主任”，好像学生都很怕我。记得有一次手术前，几个医生一边进行洗手消毒一边聊天，一看到我走进来她们立马鸦雀无声了，因为我曾经要求他们，手术前的准备时间，即使是洗手消毒时，也是用来思考患者病情和手术流程的，如何做好手术，多想想病人的手术做好多么重要。王曼为病人做手术中
当时我们的学生都是住在医大的集体宿舍里，即使你是杭州本地人，我都要求他们住在学校里，这样子才能专心地学习。宿舍里有一张桌子，到晚上的时候，大家都是围着桌子看书的。每年都要进行考试。理论考试，当时妇产科所有的杂志都是要看的，学生必须要了解新的东西，新的动向。要把国内外的资料总结起来，完成一篇综述，学生普遍每天晚上看书至少要看到十二点，白天照常工作，周末也都是看书。
我们妇产科学教研室，对教学工作是很严格的。我们对学生有计划地制定培养制度，先了解他们的一些情况，第一年要达到什么指标，第二年要达到什么指标，第三年要达到什么指标，要交多少文章，要看多少书，都是有计划的。当时主要的教学老师经常会在一起集体备课。新老师上课之前，要先试讲，然后再去上课。当时有定时备课的制度，有教学试讲的制度，轮转制度等。每个礼拜三下午是雷打不动的教学时间，大家都到教研室开会，坐下来讨论教学上问题，要上什么课、哪个人上课、准备得怎么样，然后试讲，然后都去听课给予一些中肯的意见，改了以后再去上课。
每学期都有专门的脱产教学老师，经管教学有关工作。教研组既管理培养每年新来院医生，还管理医学院的教学，医院见习时，每个病房都有教学用房作为课间教学之用，当时除理论学习，还要带学生到临床实践。
年王曼和刘天香（前排左）与学生们在一起问：您是怎么进行“传帮带”的？王曼：我接受了母校在抗日战争中的严格培训后，以身作则之外也将这些精神传授给下级医生。医院职务期间，医院新员工入院后的岗前培训中，我都会去上德育教育课的。在年和年全国医学院校毕业生统考中，作为教研室副主任，负责组织妇产科学的复习教学与辅导工作，通过大家的努力，本校考生取得了国家考试平均成绩的第一、第二名好成绩。在卫生部妇幼卫生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中，先后制定全国妇幼保健工作中《农村妇幼卫生岗位培训教材》的编写和其他教材的编写工作。在做好临床医疗工作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教学工作和人才培养工作，坚持临床与教学工作相结合。年，致力于妇产科中西医结合工作后，在省内培养出一支妇产科中西医结合队伍。作为全国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在上世纪80年代培养研究生六名，这批研究生中有的已带领更多的博士研究生，有一位已经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教学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妇产科的专门人才（全省各地都有很多）。此外，在抗美援朝和援外工作时，也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做到传、帮、带、教，积极培养妇产科医务人才。
年我被派往马里进行医疗援助。当时对马里人民的常见病、多发病了解很少，也没有系统总结材料可以参考。于是我就想对当地疾病做一些调查研究。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马里女性盆骨测量及妇女生育概况的调查报告》。我们在马里妇产科工作中，经常遇到各种难产病例，由于我们对马里骨盆的基本情况不太了解，因此在诊断与处理上也往往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马里妇女的体型与我国妇女有所不同，四肢较长，脊柱弯曲度大，腰部向前突，臀部向后翘，骶骨岬向前向下伸。有的患者在妇科检查时，可以从阴道容易地触及骶骨岬。在产科临床观察中，我们也经常遇到孕妇在怀孕中胎头固定较迟，甚至宫缩开始后儿头仍浮动，不少分娩受阻在骨盆入口部位，一旦儿头入盆，分娩也就能迅速结束。
这医院门诊及产科病房妇女的测量，调查得出的髂棘间径、髂嵴间径、大转子间径、骶耻外径、坐骨结节间径的平均值和范围，成为马里历史上第一组这方面的数据。此外还归纳出了马里妇女生育及新生儿存活概况。这些研究和数据为后来妇女病诊断提供了基础数据。后来我还陆续写了《对马里妇女滞产的初步认识（滞产例归纳）》《马里的难产严重并发症子宫破裂30例讨论》《马里妇女子宫脱垂的发病及治疗情况》《尿瘘手术治疗初步小结（附病历23例）》《23例尿瘘手术治疗小结》等七篇文章。另外，我还把妇产科日常药名、病名、化验名用英、法、中三种语言列出来，方便之后的医疗队医生诊断、查房和与病人的交流。那个时候正是年轻的时候，在国内没办法做这些东西，到了外面以后，晚上的时间没有家庭的负担，都是我的，充分发挥，都扑在工作上，就陆续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因为自己喜欢研究，唯一一点就是马里蚊子太多，晚上写东西时候不得不开足电风扇对着脚吹，我的大腿关节病也就在那个时候落下的。
问：说说您印象最深的学生。王曼：杜成杰、张志华、黄荷凤、张信美都是我带过的研究生。他们后来在专业领域都很有成就。其中医院文革后第一批招收的四个研究生中的两个，本来都是刘天香名下的，后来学校分给我，让我培养。黄荷凤特别努力、勤奋，当时就是很灵光的，现在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医院的院长。从年9月8号开始，医院的名誉院长。即使工作繁忙她仍然记挂我。8号那天名誉院长聘任仪式结束以后，她也专门抽时间来看我了。每逢节假日，她自己没空也会叫她的学生来看我。有几次我生了一点点小毛病，刚好她不在杭州，她就委托学生来看我，医院看病。她是年考入浙江医科大学的，后来读了我的研究生，年获得医学硕士学位。年王曼和同事在黄荷凤研究生论文答辩上
她现在已经是很有名气的生殖专家了。在国际上首次提出“配子源性疾病”理论学说，针对辅助生殖技术出生子代近远期健康的关键科学问题进行了很多开创性研究，达到从源头阻断遗传性出生缺陷的目的。她自己也培养了数百名博士、硕士研究生，早就是桃李满天下了。医院好多医生是她的学生，其中张丹副院长就是其中一个，有好几次她们还一起来看我。教师节前后，医院来看我的。
黄荷凤和学生们看望王曼（左右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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